《我国首部以应用文为核心内容的历史文献总集》

我国最早的一部以应用文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献总集

在我国浩瀚的典籍中，有一部编辑于南朝梁代的历史文献总集——《昭明文选》。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以应用文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献总集，它不仅为后人保留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同时也揭示了我国应用文写作发展的一斑。

《昭明文选》又称《文选》，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一批文人共同编选而成。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后世又称他为昭明太子，因而该书又称为《昭明文选》。此书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它的编纂受到梁武帝的重视和支持。梁武帝本人是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曾诏令太子萧统集众文学之士编纂《古今诗苑英华》，这部总集大约编纂了二三十年，还没有最后完成，昭明太子便去世了。太子所组织的集体，搜集了大量的古今应用文书资料，死后由其助手把资料保存下来，进一步编辑成这部大型历史文献总集——《昭明文选》。这部书原计划分类编排群书，“凡群体之大者并须存录”，可惜“京都诸赋，其类尤多，所以终篇，止取其善者”，分体选录而已。至于其余众制，还未能充分收录，则拟在他书中编纂，如史臣注《后汉书》，其中有传有论，如诸家撰史“时有不同，后人得披文采，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实为迂阔，非其所好也，故不存焉”。但由于各种原因，除《昭明文选》而外，他书未能编纂出来。尽管如此，《昭明文选》却成为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以应用文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献总集。

《昭明文选》编纂的主要目的，是为“览者易为功，日省月试，有睹章句，不必劳情于翰墨”服务的，也是供封建士人学习的，书中选择了历代大量的各种文体中的优秀之作，汇编成书，从而可以使学习者阅读《昭明文选》就能获得前人许多宝贵的创作经验，有利于省日力而得其华。因此，受到封建社会里广大文人的欢迎和喜爱，特别是在唐代，对《昭明文选》更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唐代诗人杜甫，就是由于“熟精《文选》理”，所以才成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曾主张以《昭明文选》作为范本进行学习和写作。后来的“桐城派”领袖刘大櫆更进一步提倡写古文应熟读《昭明文选》。正因为这样，《昭明文选》千百年来得以广泛流传，成为人们共同珍爱的一部宝典。

《昭明文选》的内容极为丰富，书中从上古直到梁代的各种体裁的应用文书大多有所选录，卷帙浩繁，达三十卷之多，分类编次，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等三十八类。就每类之中又按时代先后编次，使得选文尽可能做到去芜存菁，脍炙人口的篇章、片段都能得以保留。在这些篇章中，虽也间有文采浮艳之作，但大多是反映了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佳品，文质兼美，不失为历来各种文体创作的模范。比如“诏”这一体裁的文章，主要供帝王所用，除那些纯属例行公事和宣扬天命论的平庸之作外，还有一些较好地反映作者驾驭应用文的能力和文章写作技巧，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文章。晋武帝司马炎所颁发的《泰始律令诏》，在这篇诏书中作者强调了实行法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一篇文质彬彬的说明文，作者在简短的篇幅内不仅提出了论点，而且举出实例作为论据，阐明了令必行的道理，指出了立论的中心：“不可以有疑似而不断，不可不以小错而掩大美，此则体国之常道，为政之要务也”，作为统治者发布这样一篇诏书，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晋武帝在位二十五年，总的来说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一定的建树，改变了魏末动荡的局面，对当时的农业生产的恢复、社会的安定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诏书中表现出一定的法律思想和重视人才的正确态度，可以说在这篇诏书中反映了出来。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东晋后期鲜卑贵族慕容超曾在他国作“人质”，受尽了异国的凌辱，作者被符坚虏去后，“秦主坚送超归国，立为太子。及即位，务兴军旅，而凋刻甚焉。因百姓思乱，诛其大臣公孙五楼等。五楼有子为尚书郎，坚使使与之相闻，冀其或变，超即杀之”。这就是在《与苻坚盟文》的附注中所介绍的背景和目的。作者在文章中所提出的条件和结盟，名为双方联合抗敌，但完全是形式上的条文，掩盖不了弱者的真面目，终免不了灭亡的结局。透过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慕容超外交的失败和当时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写照。至于曹丕《让禅表》这类封建王朝的例行文字，也就必然有着封建正统观念和神学思想的色彩，代表了剥削阶级利益的文章。从这些诏文中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各种社会历史的信息和不少可供写作上借鉴的地方。

又如“书”这种体裁，有给上级的打“上书”，有平辈间的往来通信——“书”“答”，以及赠序性质的“序”等，也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体。书信从秦汉开始已经逐渐成为封建士大夫、文人、儒生及至庶民百姓之间进行交流思想、联系事务、传情达意的一种应用文。《昭明文选》所选“书”的部分就收集了大量不同阶级、不同地位的人们所写的一些书信，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了人们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心境和不同需要。有的是志同道合者的真诚交流，如李陵《答苏武书》就是这样的一篇深情之作。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因“汉节不失”，不肯降，遂被流放北海，历经十九年方返回汉朝。这篇《答苏武书》据说是在李陵见到归汉的苏武时写的一封“书”，表示了自己的愤激之情和复归无望的绝望。全篇激越遒劲，字字血泪，婉转动人，可谓情深词切，缠绵绯恻，尤其是对于那些为壮志难酬、忍辱含垢者写志抒怀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司马迁在为李陵辩罪时曾说过“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思得报汉”。作为西汉的一代名将，投降匈奴之后内心充满着复杂的感情和难以言表的愤慨，可以说苏武之归和李陵的居北正是对照鲜明的例子，文中苏武“教以守节，厉以不辱”自然也是感人至深的。另外像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嵇康用来作为摆脱当时世俗官僚社会的虚伪矫饰的又一代表，以任性存真自誓，宣泄他对“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不平之气，酣畅淋漓，意气盎然，真实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和性格特点。另外如孔融的《荐祢衡表》，文章仅有百余字，短小精悍，表现出作者赏拔后进、慷慨尚气的风度，尤其通过这段文字使人们对孔融这位具有真率自然、豪放不羁的建安名士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以上所举仅仅是很有限的几个例子，已可略见《昭明文选》中关于书信之类应用文内容的丰富多彩了。

此外，《昭明文选》中的赋、诗、辞、序、颂、赞、诔等文体的作品中，都有一些文质兼美的优秀篇章，许多辞赋脍炙人口，成为人们喜读的散文精品，例如：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等。《昭明文选》编纂者对每篇作品的作者、题目都要注明其所属类目和朝代，如非异代则“但举其名”，目的在于使阅读者通过不同的“体”可以知其“变”，不仅懂得某种应用文的体式特点，而且还可以了解其文体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情况。可见《昭明文选》不仅在收录文献上做到了较为精审，同时在文献整理、研究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表现了我国古代在编纂工作上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