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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超千万人的极端通勤生活,单程竟长达3小时!他们经历了什么?

作者:佚名 来源:未知 时间:2024-12-04

超千万人极端通勤,有人单程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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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点,闹钟响起,李依楠迅速从床上弹起,穿衣、洗漱,出门时天边刚泛起鱼肚白。她乘坐地铁一小时,换乘公交半小时,再骑上15分钟共享单车,终于赶在8点半前,踏入位于北京亦庄的办公室。这趟耗时近两小时的通勤路,她走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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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在44个国内主要城市中,超1400万人正在承受单程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占通勤人口的13%。其中,北京有超600万人,占比高达30%,是中国“极端通勤”人口最多的城市,而单程时间超过60分钟的通勤,被称为“极端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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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通勤”的边界不断被突破,单程超过90分钟,甚至三小时的通勤故事也屡见不鲜。

早上7点,张成准时从昌平区的家出发,先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达沙河地铁站,再换乘地铁昌平线、8号线、6号线,历时两个小时到达呼家楼站。出站后,他还有两公里的路程,才能到达位于朝阳区东三环的办公室。张成的通勤时间超过三小时,但他表示,自己身边还有朋友单程通勤超过四小时。

通勤时间长、幸福指数低,“极端通勤”被不少打工人视为“社会毒打”的第一课。但当谈及是否需要改变现状时,大部分“极端通勤者”都表现出了无奈。有人表示“不是不想换,而是没得换”,有人则表示“等买了房就好了”。

超千万人的极端通勤

每天清晨,地铁站、公交站总是格外热闹。上班族们背着电脑包,学生们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老人们提着刚采购的蔬菜水果,大家朝着不同的方向涌去。但对大部分人来说,目的地只有一个——城市中心的工作区。

在北京上班的张成,每天通勤单程超过三小时,三年下来,花在路上的时间超过三年。早上7点,张成准时从昌平区的家出发,先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达沙河地铁站,再换乘地铁昌平线、8号线、6号线,历时两个小时到达呼家楼站。出站后,他还有两公里的路程,才能到达位于朝阳区东三环的办公室。

与漫长的通勤时间相伴的,是不断上涨的房租。张成告诉市界,他在沙河住的房子,每月租金已经涨到了2800元。但他依然不愿意离开昌平,因为更靠近市中心的房子,租金几乎翻了一倍。如果租住在朝阳区,他每月要拿出超过一半的工资用来支付房租。

房租之外,通勤路上的时间成本,让不少“打工人”直呼“身心俱疲”。每天下午6点下班后,张成依然不能放松,因为回家的路,依然漫长。晚上9点,他才能踏进家门。此时,他已经连续通勤超过14个小时。

北京之外,上海、重庆、成都、广州、深圳的极端通勤人口均超过100万。上海以185万人极端通勤居第二位,广州以148万居第三位。重庆和成都分别以122万和117万通勤人口位列第四、五位。

在44个主要城市中,单程平均通勤时耗最长的城市为北京,达到47.6分钟,其次为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均超40分钟。只有51%的通勤人,可以享受5公里以内的“幸福通勤”。

报告认为,城市蔓延是导致通勤距离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城市蔓延”,是指大量人口向郊区迁移,但中心城区的商业、就业等功能并未向外围有效疏解,导致“职住分离”现象加剧。

以北京为例,2010年至2020年,北京城市中心城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常住人口减少72.8万人,而外围城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和延庆区)则增加了377.6万人。

人口向郊区迁移的同时,工作机会却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数据显示,北京东城和西城两区集聚了全市12.1%的常住人口,但提供了全市22.7%的就业岗位。职住空间的失衡,也加剧了极端通勤现象。

“不是不想换,而是没得换”

“极端通勤”现象背后,折射出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现状:房租太贵,住得偏远;工资太少,租不起离公司近的房子。对于大部分“极端通勤者”来说,他们不是不想改变现状,而是没得选。

从老家河南来到北京后,李依楠搬过很多次家。最初,她在朝阳区工作,在东五环租了一间卧室,每月租金3500元。那时候,她的通勤时间不到一小时,在她看来,“还可以接受”。

不久后,李依楠换了工作,新公司在亦庄,但房租已经交了半年,她只能每天花两小时,从东五环通勤到亦庄。后来,她换了房子,搬到了通州,通勤时间缩短到一小时,但租金也涨到了4000元。

后来,李依楠涨了工资,但房租也在不断攀升。权衡再三后,她决定搬到昌平沙河,房租降到2800元,通勤时间再次回到两小时。李依楠告诉市界,她身边的朋友,几乎都在经历着同样的困境。

今年,李依楠裸辞了。她辞掉了在亦庄的工作,计划休息一段时间后,再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公司。对她来说,这似乎是目前摆脱极端通勤的唯一办法。

与王佳和李依楠不同,毕业三年的何琳琳,依然在为房租而妥协。2019年毕业后,何琳琳来到北京,在朝阳区CBD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最初,她借住在朋友家,每天通勤半小时,但房租每月高达5000元。

借住一个月后,何琳琳在通州租了一间公寓,租金3500元,但通勤时间延长到了一个小时。后来,公寓租金不断上涨,何琳琳只能再次搬家。她搬到了离公司更远的昌平,房租降到了2500元,通勤时间也变成了现在的两个小时。

何琳琳表示,在房租和通勤时间之间,她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她经常加班,晚上九十点下班是常态。如果房子离公司太近,高昂的房租会让她难以接受;如果房子离公司太远,漫长的通勤时间又会让她身心俱疲。

对何琳琳来说,买房是摆脱极端通勤的终极办法。目前,她正在看房,打算凑够首付后,就按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此前,有机构发布了一份《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报告显示,极端通勤的持续性,正深刻影响着城市居民的幸福感。44个国内主要城市中,单程平均通勤时耗超过45分钟的通勤人口比重,同比增加1.75个百分点,是近五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

在“996”工作制盛行、房租不断上涨的今天,极端通勤,似乎成为了不少打工人的宿命。